1973年11月,我高中毕业后,到农场插队。到了1977年,国家恢复高考,我有幸搭上这重开的班车, 于1978年1月受屈到了师范学校就读, 插队当知青差不多5年。这4年多的知青岁月，冲洗了我的中学生稚气，锻炼了我的筋骨，也成熟了我的思想，可说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奠基。知青岁月，铭刻在我人生的轨迹上，令我永远难忘。
我们初到生产队时是32人，刚好是男女各半。有个家长戏称为“16对金童玉女”。生产队将我们编为两个“知青班”，在我们中挑选正、副班长，每个班派一男一女两个工人到知青班当带班工人，具体指导生产技术，也理所当然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“政治指导员”了。
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是50年代初建场时的老场部。有4栋是当年苏联专家设计、居住的屋子。生产队安排我们全部知青住在靠近公路旁的一栋。每间房子住4人或5人。每个房间配备1套桌椅，3张架床。每张架床睡两个人，空出来的架床放各人的行李。由于是上下架床，房子并不显得窄，我后来还从家里带来了1套单人桌椅。这栋房子还有个特点，每间房子都有一个深两米多的阁楼，但阁楼是没有楼梯上去的，要上阁楼，必须要先上到架床的上层，再从那爬上去。这就为后来剩下的男知青收藏他们“拾来的物品”提供了不少的方便。
农场的各个生产队都是实行饭堂制的。有家庭的工人也要到饭堂统一开饭，但他们也有另搭的小厨房，可以自己另外加点菜。我们知青一开始没有厨房，我们加菜时就用3快砖头搭在房门前的走廊当灶头，后来生产队只好在房屋前的空地给我们知青们搭了个简易的、大约有4平方的小厨房。在饭堂开饭，一开始让我们感到新奇。我们在家时，早餐吃的是粥，或面条，或汤粉，而生产队的饭堂一日三餐都是干饭，我们对于早餐吃干饭非常不习惯，一开始吃不下，干脆不吃。但半天劳动下来，才知道为什么早餐要吃干饭了。因为劳动强度大，如果只吃粥，不到一个小时，肚子就哦得刮刮叫了。还有，分饭的时候，不是用固定的容器来分的，而是拿杠称来称的。看着饭堂的师傅那一丝不苟的称饭，我们感到新鲜又好笑。饭堂里的菜是永远也没有荤的，一年四季吃的都是青菜，而青菜也是自己种的。常吃的青菜有南瓜、萝卜、虎猛菜（苦涩菜）、“鸡屎菜”。“鸡屎菜”其实是用萝卜苗腌制的酸菜，但由于腌得多，味道不好，颜色又象鸡屎，所以我们知青把它叫“鸡屎菜”，后来工人们也跟着我们叫开了。
农场自己养猪，每个月供应每人1.5斤猪肉，分两次供应。到供应猪肉的日子时，每班的记工员会问各人要多少，有的人一次就要完全月的指标，特别是男知青；而女知青们一般都是分两次。每到这个日子，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，会喝酒的，也一定会一醉方休。每月1.5斤猪肉对正长身体的我们来说，确实是太少太少了，我们只好在星期天到附近的集市上买猪肉，但那是要出高价的了。除了买猪肉，我们买得更多的是鸡蛋。那时，附近农村的集市，逢到圩日，是非常热闹的，农民们挑着自产的蛋、禽等特产到集市上卖，价钱比平常便宜得多，如鸡蛋每个只要5分钱。因此，我们常借这个机会大采购，买鸡蛋常是50、100个地买，如遇上要返家探父母，更是200、300个地买。
我们知青们刚到生产队时，都是三五成群结伙开小灶的。那时，每个月各人的家里都会寄来如鱼干之类的物品，这些都实行“共产”了，谁也没有私藏，也没有计较谁多谁少，日子过得挺舒心、融洽。但随着提拔、评优、调动、转干、推荐读大学等因素的增多，知青队伍慢慢分化，从大集体到小集体，又从小集体到个人，也有的干脆到老工人家里搭食了。
如果当初我们32个知青中，没有因为调动、升学、提拔而勾心斗角，我相信，我们那个知青集体会维持得更久，各人的心灵也会更纯。然而，社会本身根本就不是静水一潭，它必然会刮风，荡起阵阵波澜。
不论谁是怀着什么动机去插队的，刚到农场的时候，可以说，大家都是热血沸腾，有饱满的政治热情，有浪漫的理想，也有冲天的干劲。在第一年刚到农场时，已是每年的柑橘收获季节。农场是一个小丘陵的地带，果树都栽种在小山丘的层层梯田上，采摘果子后，要用筐挑到指定的收集点上。近的，挑到山顶上则可，远的，可能要翻越一两个小山丘，那种累是可以想象的。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刚从校门出来的中学生，从没挑过担，更不用说挑一百几十斤的担子翻山越岭了。然而，大家都没有叫苦叫累，而是比谁挑得重、挑得多，比谁超额完成任务。那时，挑得最重的是宋，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担果210斤。我也创了自己的记录：180斤。然而，重复的、简单乏味的劳动会让人产生厌烦和逃避。在现实中，农场的发展也需要一批知青走上新的岗位，客观上也必然给知青队伍带来不可避免的分化。
插队一年后，场部开始从各生产队抽知青到场部直属部门，如机耕队、加工厂、学校、宣传队，有的还到了场机关。这一下子，我们32人走了6个。3人去了机耕队，分别开汽车和拖拉机，2人去了学校，1人去了宣传队。这在知青中引起了第一次动荡。特别是抽出去的人大都是家庭有背景的，是干部子弟。留在队里的知青，特别是一般工人家庭的，感到受了欺骗，成了陪衬品。于是，知青们政治热情降低了，劳动干劲减弱了，说怪话发牢骚的多起来了，借故请病假、事假的也不少。特别是第二年，推荐上大学时，我们队的知青头头某女的虚伪表现，更令大家灰心丧气，拉开了溃逃农场的帷幕。
某女是我们市的一名领导的女儿，当年把她树为带头到外地插队的典型。到了生产队，她担任团支部书记，第一个入了党，还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、场党委委员。她在大会小会上都表示扎根农场一辈子。我们插队两年了，已经符合推荐上大学的条件。当时上大学，先是自己报名，然后由生产队推荐，再由场部批准。因为上大学的名额是分配到场部的，所以，生产队推荐是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在生产队动员大会上，她表态坚决留下，也动员大家扎根农场。于是，我们队只有两名男知青报了名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她却在背后通过他父亲当年的一个部下（农场的的领导）已经内定她去上大学。当通知一下，她一下子就在生产队销声匿迹了。这在我们知青中，无疑更是一次大地震，溃逃已是不可避免了。
这个时候，谁也不再相信扎根农场的远大理想了，而是千方百计离开农场。最惨的是，我的一个女同学为了调回去，嫁给一个比她大差不多20岁、超过20年军龄的连级军官，作为随军家属调回去，后来造成家庭悲观，凄凉地飘洋过海去了。剩下那些实在没办法可想的知青，不要工资、口粮，离开农场，回到父母的家。到了1978年，原来热热闹闹的知青宿舍只剩下无计可施的3个男知青，一直等到1982年知青大返城时才全部回到了城里。
知青的悲剧也是随着历史的悲剧上演的。知青岁月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，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，与我一起插队的伙伴们也没有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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